A18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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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从来不是个刻意低调的人。运作万达足球一掷千金一夜成名，不断推出商业地产领域各种观点概念，被奉为商业地产教父和领军人物，他一直是新闻追逐的热点。然而，当万达两轮私募胜利收官，公司上市时钟启动之后，一贯快人快语的王健林对万达的龙门一跃反而只字不提了。
有人认为这是多次上市未遂后的倦怠甚或羞恼，其实，王健林，江湖中最后一个地产大佬，野心早已不止于此。按万达现在的发展速度，2015年，万达集团就有可能进入全球商业地产前三名。
有着18年军旅生涯的王健林，率领着自己的斯巴达军团，在这条路上急速行进。
不动产帝国前传
王健林知道“好大喜功”是贬义词，如果看到这4个字迎面抛过来，他会灵活地闪身躲开。但是他从来不避讳对“第一”、“最大”的热爱。
2003年前后，王健林已经言必称“美国西蒙”和“澳大利亚西部”（世界前两大不动产运营商），向往之情溢于言表。现在，他已经眼看着自己创造的万达帝国一步步追近心中的标杆企业。
2009年9月，万达在苏州、上海接连有两个商业广场项目开业，至此，万达广场已经有21个项目开业。预计到2009年底，包括已开业、正在施工和最新扩张拿到土地的项目，万达集团持有的物业面积有可能达到1000万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公司美国西蒙持有物业2100万平方米，第二名为1700万平方米左右，第三、第四名只有1400万平方米左右。
巨大的野心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在1988年刚成立时，包括1992年股份制改造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万达也不过是二线城市的小开发商，一个一个地做项目，赚钱，生存。直到2003年，王健林第一次展示了他的野心，他提出了“百年万达，国际企业”。
王健林说他最开始不过是想：“将来退休的员工得有地方报销医疗费吧。”但这种“大哥”式的想法提出了最严峻的商业命题：永续经营。王健林觉得做住宅地产盖一套卖一套企业留不下什么，想到了进入商业地产。
2001年底，万达开始在长春试水它的第一个商业地产项目。不难想见王健林当时听到了内部多少反对的声音。万达已经开始了全国化扩张，所有的住宅项目都是在图纸阶段就一售而空，赚得盆满钵满。为什么现在要进入投资巨大、完全陌生的商业地产项目呢？王健林一意坚持做下去：“这可能是民营企业‘老板说了算’的好处。”
王健林的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令行禁止、讲究效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王健林用西汉贾谊《治安策》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万达的执行力。
“就像士兵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对于万达的管理层和员工来说，使命就是按照要求完成任务，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万达副总裁尹海说。在万达成立20年所作的近百个项目中（包括住宅项目），只有昆明一个项目没有能够按期交工。项目延期在国内的地产行业几乎是不成文的惯例，尤其是商业项目涉及方面太多，很难保证时间。但结果你可能想不到，昆明项目的这个总经理被开除了。
但是，2005年前后，王健林面对反对意见也有些底气不足了。万达虽然提出了“订单地产”等商业地产的金科玉律，向市场推出了万达第一代和第二代购物中心，但是自己的项目问题频出。前期的小业主不断起诉，光沈阳一个项目的法律纠纷就从2004年一直延续到2007年。这个时候住宅地产市场已经全面启动，卖住宅赚钱又快又容易，是掉回头重新做住宅，还是继续在商业地产的荆棘道路上继续探索？
“我当时立了一个时间线，5年。商业地产做5年要还是乱七八糟，那说明咱们吃不了这碗饭，退回去做住宅。”这个时间线证明王健林也不是任由野心滋长，他给自己设定了边界。
5年时间、9亿元现金（赔偿款）、12个项目换到了他的商业地产真经：“商铺再也不卖了”——也就是“持有统一经营”这一商业地产运营铁律，接下来的宁波项目大获成功，万达广场进入了第三代产品时代。“过了2006年，忽然感觉什么都顺了，像爬过一个陡坡，面前是一片平坦的高原。”王健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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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Google产品中不乏成功和失败的先例。正如今天回看尼葛洛庞帝的售价100美元笔记本计划才明白其远见一样，过几年再看Chrome操作系统或许更清晰，那时人们也许会发现，它诞生的今天是一个革命性时刻。
电脑将变得越来越简单，甚至可以不需要微软，这是Google告诉我们的未来。
那将是一个Google的世界——你需要安装一个叫作Chrome的操作系统，通过一个叫做Chrome的浏览器，使用那个将HTTP提速了55%的SPDY网络协议，登陆一个叫做Google的搜索引擎主页，打开一个叫做Gmail的邮箱收发邮件，用Gtalk的即时通讯工具和人交流，用Google Reader订阅喜欢的博客和资讯，进Google Library看书，用Google Docs写字，用Picasa编辑、存储照片，用Youtube看视频，用 Google Voice拨打电话，用 Google　Map查看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是一位技术爱好者，没准还会在关机前往Chrome操作系统的源代码中添几笔。
不要惊讶，上面提到那些Google产品你可能已陆续用过，Chrome操作系统不过将它们集中起来送到你面前。早在今年7月 8日，Google宣布研发Chrome操作系统的消息后，媒体已多次嘀咕它的降临，11月18日它果真如约而至，第一款预装Chrome操作系统的上网本，很有可能成为不少人的圣诞礼物。
Ars Technica最新发布的2009年10月操作系统市场份额显示，Windows坐拥92.52%，Mac OS是 5.27%，Linux只占0.96%。而今，被称为IT界最高精尖领域的操作系统，长久以来的三家并存格局，终于要由Chrome打破。
正如比尔·盖茨在被问及对Chrome操作系统看法时所说的，基于Linux平台的操作系统不胜枚举，但 Chrome的兄弟——2007年底Google推出的开源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的表现，已证明其不同以往。2009年10月14日，宏碁在伦敦发布第一款双操作系统的上网本Acer AOD250，用户可选择使用Android或者Windows7操作系统。Android已经从手机延伸到了上网本，这在其他Linux操作系统中实为不可想象。
如果说Windows靠的是先入为主对桌面的占领，Mac则主要定位于那些追求时尚与个性的人们，Linux则着眼于开源与自由分享的技术爱好者，Chrome就是一名轻量级选手，功夫不在系统本身而在网络平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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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对中国人来讲，冷战是哪一年结束的
虽然柏林墙的倒塌几乎被公认为冷战结束的标志，但我愈来愈怀疑这个标志对中国人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一场曾经分割全球政经布局乃至于知识生产的无烟战争，就真随着那一堵象征之墙的粉碎，轻而易举地被送进了历史的积尘之中了吗？
在我这个生长于冷战时代，经历过冷战教育的人看来，今日年轻一代对冷战的陌生是很不可思议的。更令人困惑的，是那些年纪与我相当的人也好像不再记得 冷战是怎么回事了。明明我们的内战状态曾被纳入全球冷战格局之内，双方闹得剑拔弩张；明明美国曾经是亡我之心不死，总想以太平洋岛链封锁中国的帝国主义 者；这一切究竟是怎么消失，又怎么被遗忘的呢？
于是我做了一个小实验，用三个问题去问身边的朋友，希望他们的答案可以给我一点启示。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冷战结束了吗？”大部分人都说它结束 了。然后我提出第二个问题：“那么冷战是哪一年结束的呢？”除了少部分人比较犹豫之外，大多数人都说是1989。接着是第三个问题：“我的意思是对中国人 来讲，冷战是哪一年结束的？”这时候，原来顺畅迅捷的问答就中断了，大家似乎都不太能够确定这个问题的涵义。而且朋友们的反应也都开始变得五花八门，什么 答案都有；有人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那一年，也有人说改革开放之后，甚至还有人说：“冷战好像还没结束吧？”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柏林墙倒塌那么清脆利落的戏剧化场面；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人在那一场戏里并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一般人心目中的“冷战结束 ”是个急促的历史意外。短短半年之间，波兰举行大选，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的铁丝网被剪断，捷克爆发“天鹅绒革命”，苏联逐步迈向解体。据说这是“西方”的 最后胜利，“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和代议民主政治全面取代了计划经济与共产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冷战的终结似乎是非常明确的，它的时间坐标清晰，意义 也毫不含混。只不过这种一度盛行的说法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例外。
没错，在主流的“冷战终结”论里面，中国是个独特的例外。因为在那惊心动魄的一年里面，中国并没有发生改朝换代式的变革。比起朝鲜和古巴这容易被人在认知上边缘化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今甚至成了世上有数的大国，因此它的例外也显得格外不容忽视。
可要是换个角度从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说，中国的市场化，却又比任何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来得早。难怪有些西方观察家甚至把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视作 冷战终结的开端，因为在他们眼中，它无异于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主义的“投降”。假如我们接受西方主流的说法，认为冷战的结束就是西方民主政制与资本主义对 东方共产主义与计划经济的全面克服，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国这种变与不变共存，政治体制延续，但经济路向急转弯的局面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大胆推测， 冷战对中国而言是个介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诡异状态呢？
要了解这种诡异的暧昧，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问一般中国老百姓如何确定冷战终结的年份。如果有人说中苏交恶就是冷战终结的那一点，那么他大概是把东西 两大团块的对立视为冷战的本质，所以才会格外看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裂变。如果有人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那他大概是把中美友好当成两大阵营突破闭锁关系的 第一道门锁了。要是有人以改革开放为起点，那么他一定是认为经济制度的分歧才是冷战的根本要素。要是有人说冷战其实还没结束呢？
其实，在某些隐晦但又确实存在的迹象看来，我们的确可以大胆地说冷战还未终结；至少我们仍未完全走出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仍然把眼前许多实在的制度 改革选项，视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战场。冷战的幽灵依然在上空隐约回绕，尽管我们一方面会和美国争辩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三十年前有谁猜得到居然是我们这一边 在反对贸易壁垒！），另一面彼此却把对方看作未来世界发展道路的对手（比如说，用“北京共识”去代“华盛顿共识”？）。今天的中国不只令很多西方观察家感 到困惑，就连许多倡言“中国模式”的国人也说不清楚到底什么叫做“中国模式”；也许，冷战的暧昧就是这一切疑团的表征了。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7559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成为全球气候领袖的机会正在逐步增加，而美国似乎距此越来越远。

“在全球气候变化上，尤其是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数额方面，奥巴马现在是个弱势总统，他无法抛开参议院向世界承诺什么。”
11月15日，奥巴马抵达他此次亚洲之行最重要目的地中国时，美国资深环境问题立法顾问凯乐对南方周末记者做出如此评价。
美国参议院正在反对奥巴马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姿态，与此同时，全世界却都在期望中美这两个世界碳排放前两位的大国，能够在气候领域达成一个文件，为不到一个月后即将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打下一个基础。
就气候问题而言，中美两国既有合作，各自立场的差异也很明显。

中国投桃，美国报李
10月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奥巴马通电话，表示“（中美）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合作，不仅有利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对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似乎是定了调：中国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尽量配合这位来访的“弱势总统”。
此前，长期从事中国能源外交研究和调研的中国外交部“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夏义善向本报记者介绍说：按照外交惯例，奥巴马来华前，相关文件就已经准备完毕，中美两国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一个谅解，宣布两国会在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新能源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中国会在继续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自己的国情的前提下，首次承诺承担一定的减排责任”。
这一谅解，照顾了美国的具体情况。事实上，按照美国专家凯乐的说法，一年内，美国参议院通过奥巴马《清洁能源法案》的可能性不大，明年又是选举年，各种利益集团都会出来活动，从而使这部法案成为焦点问题，能否通过也都难说。换句话说，奥巴马无法对中国和世界做出任何减排指标的具体承诺。
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签署的一系列合作文件，既有商机，政治上又可以成为一个支持环保的姿态，也可看作奥巴马此行又一个重要收获。
“奥巴马在中国的成绩单可以帮助他说服美国参议院支持他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案。”凯乐认为。
作为对等，在11月17日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里，中国的基本立场得到了美国的承认。
一方面，声明反映了中国的三大立场，即：在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
声明特别说，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方面，要“保持充分的透明度”。在这里，“透明度”一词，既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同时包括了美国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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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来自过失官员的道歉都是艰难的。这里既有他们放下身段的千般不愿，有他们面对民意的不适，和对上级领导压力的内心权衡，更有他们对如何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的复杂思虑。
对于“过失”官员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个问题；而对公众来说，能否在心里接受过失官员的道歉，也是一个问题。

近期最热的新闻，莫过于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此事一波三折，两次调查结果迥异，中间上演孙中界断指事件等戏剧性场面，以浦东区长姜樑向公众道歉暂告段落。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接受采访时，对此事进行严肃反思，将其评价为“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
自2003年启动官员问责以来，日益发达的网络，把诸多热点事件中的官员履责 问题，摆在公众舆论的聚光灯下。而来自失责官员的道歉，往往成为事件进程的高潮，以及事件走向解决的标志。
官员向公众道歉，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职业道德的责任，无疑展现了中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努力和政治的开明与进步。不过随着官员道歉渐入常态，收获的叫好声却有所减弱，公众已不满足于官员的歉疚，对官员如何承担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公众的期望只是现实一种。另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是，每一次来自过失官员的道歉都是艰难的。这里既有他们放下身段的千般不愿，有他们面对民意的不适，和对上级领导压力的内心权衡，更有他们对如何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的复杂思虑。
处于双方不同期待的张力中，对于“过失”官员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个问题；而对公众来说，能否在心里接受过失官员的道歉，也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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