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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之后,一段官民并举的再生育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进变得复杂而艰辛,当地政府部门更不惜以试管婴儿等手段进行攻坚。但是,流产、不孕等种种难题,横亘在这些身陷丧子之痛的高龄父母面前。
2010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两周年,母亲节后的第三天。
从4月11日起,北京警方在全市组织开展了代号“4·11”的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网上关于“天上人间”停业整顿的消息满天飞,某京报还打出“将小姐赶出北京,房价将出现拐点”的评论。京城楼市会不会出现拐点,尚未可知,但不少小姐确已陆续离京。京城娱乐业开始重新洗牌。 阅读全文...
“小城之春”看似已经到来,实则背后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我们所给出的概念和评选,与其说是对实然的一种描述,不如说是对应然的一种期望
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过了一段“隐名”、“私人”的生活--他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
“一是为了治病,一是为了写书。”谈及逃离北京的原因,余世存说。要完成这两个目标,北京都不是一个好地方,寒冷的气候不利于他的风湿病,而北京喧嚷的环境也不利于他创作。“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一年9000元的租金,带有一个院子和一块菜地,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洱海。“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两年中,他的风湿病,好了很多。
余世存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选择在大理定居,其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师、杜聿明的高中同学、孙中山的重外孙,还有不少画家、导演、文化人,也不乏成功的生意人、退休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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