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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内地今年才向电讯商发放3G牌照,市场已转移视线至采用4G移动技术的LTE(长期演进技术),中移动(00941)有机会於2011年启动LTE技术的移动业务,不过管理层表示,面对通话量增长放缓及新业务的投资,故未来将缩减资本开支。
在本港举行的亚洲移动通信大会上,业界关注LTE技术的发展。《路透社》引述大会首席营销官Michael O'Hara表示,中移动有机会率先启动LTE技术,预期2010年开始试用LTE技术,并於2011年展开部署。
采取一系列环保行动
中移动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建宙表示,将为明年上海世博会推出试用版的TD-LTE系统。他表示,由於中移动属於成长型的企业,故即使未来资本开支有所下调,惟下调幅度不会太大。
在亚洲移动通信大会上,中移动承诺采取一系列的环保行动,王建宙指出,希望在2012年把每通话单位的用电量较08年减少20%,相信有助降低开支,同时集团旗下基站将陆续采用自然方法,例如风力及水力进行冷却。
未来推更多智能手机
此外,王建宙表示,期望今年底3G上客量增至300万户,目前集团拥有5亿个用户,内地覆盖率达99%,GSM基站有44万个,TD-SCDMA今年底将有约8.8万个基站,覆盖238个城市,覆盖率约70%,预期TD-SCDMA基站於2011年增至16万个。
被问到与苹果公司洽谈引入iPhone的进度,王建宙回应说,仍继续与苹果公司洽谈。
不过他强调,iPhone只是智能手机的其中一款,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智能手机推出。除了拥有价值4000元至5000元人民币(下同)的TD-SCDMA高端手机,中移动将推出5款价格约1000元低价手机。
对於市传中移动有意增加手机补贴,由今年的120亿元大幅增至明年的300亿元,王建宙表示,集团仍未确定明年的手机补贴预算,强调补贴金额要视乎上客人数及资费而定。
联通3G用户达百万户
至於获得苹果公司在中国销售iPhone的联通(00762),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常小兵在研讨会上表示,自3G服务於10月份正式试商用後,联通3G用户已达100万户,每月每户平均消费(ARPU)超过100元,明显较2G客户为高。
目前,联通已建成11万个基站,在建基站仍有30万个,今年底3G覆盖将达335个城市,明年上半年所有县级以上的重点城市亦将获得覆盖。

11月6日-11月8日，第六届北京论坛召开，三百多位各国学者共同探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的繁荣——危机的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的主题。本报将陆续刊出其经济部分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不可能一切照旧，一切照旧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他们能够承受的极限，不可能再回到2008年前的状况，中国的出口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迅猛地增长。鉴于所有这些不可能，除非世界经济的增长超越预期，那么中国经济的刺激方案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下去

首先，我要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刺激方案非常地成功，很明显是稳定了全球的经济。我们有了这个经济刺激方案，既帮助了本国的增长，也帮助了邻国的增长：例如韩国——在过去的五年中，它的经济增长如此快，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资本和产品出口到了中国；例如东南亚，它们的商品价格并没有崩溃，实际上是从中国这里进口了等量的产品；此外，中国还直接地帮助了国际社会，用自己庞大的外汇储备帮助稳定了其他经济体的发展——中国提出了和东亚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与IMF相比，IMF就显得步子没有中国迈得大。

不可能一切照旧，一切照旧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他们能够承受的极限，不可能再回到2008年前的状况，更重要的是，现在七国集团的财富大幅缩水，他们消费的支出不可能很快回到危机之前的水平，中国的出口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迅猛地增长。鉴于所有这些不可能，除非世界经济的增长超越预期，那么中国经济的刺激方案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下去。

中国经济刺激可能面临潜在的陷阱。大概有两类，第一类是整个的经济刺激方案可能有的陷阱，另一类是特定措施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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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的历史性变局正在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发端。遭遇了西方冷遇，同时又目睹了近代史上从不被认为是对手的中国的快速发展，素来强势的俄罗斯接受了中俄之间资源换投资的战略合作。而两国心理距离的缩短，则要指望交往日益增多的年轻一代来实现。 初冬的百年口岸绥芬河，尽管当地所有的公共标识都还是中俄双语，当地的乞丐依然会用俄语乞讨，然而俄罗斯人却明显少了许多。不少商店和饭店关了门。一个商厦门口贴着“一年2万出租摊位”的广告，而之前，这样抢手的摊位租金要到10万之上。一年前，这里是一番繁荣景象：街边停满了各地牌照的车，俄罗斯人熙熙攘攘，周末“倒包”的俄罗斯人更是常常挤爆了车站。去年9月开始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打击要远甚于中国。石油价格暴跌——从2008年7月的最高点每桶147美元跳水到今年3月每桶32美元的低点（现已反弹到80美元左右），让俄罗斯在普京时代靠不断上涨的石油美元堆积起来的财富和繁荣一下子灰飞烟灭：外汇储备大幅缩水，资本疯狂外逃，卢布急速贬值，政府和企业债务缠身，失业率大涨，俄罗斯经济至今未能恢复元气，俄罗斯人的购买力大幅下降。金融危机让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之梦更加遥远：自顾不暇的莫斯科已经没有太多实力可以投向这片人烟稀少但资源极其丰富的广袤土地。中国人说，福祸相依。未曾想的是，也正是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加速了中俄两国间的一场战略合作，即中国的东北和俄罗斯的远东“配对”发展：用中国的钱和技术投资远东，换回远东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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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时报网11月14日文章，原题:中印紧张关系升级

由于中国方面态度的明显强硬，印中关系日趋恶劣。中国官方媒体也加强了反印度的论调，同时，中国通过跨越边界的行为加强了喜马拉雅山争端地区的军事压力。中国还重新提出了对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的主权问题。

中国方面更强硬的立场显然与美国和印度新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关，这种关系是以核协议和进一步的军事合作为标志的。正如布什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所说:“我们与印度开启了新的历史性战略伙伴关系。”

奥巴马政府虽然表示要推进这种伙伴关系，但在印度与中国的争端问题上，它却并不愿意站在印度一边。这就使得中国在对印度问题上更为大胆。中国外交部在最近有关印度总理前往阿鲁纳恰尔邦的声明中就用了“我们要求”这样的字祥，而且把辛格这一举动说成是“挑起事端”。

作为还击，印度方面允许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并宣布不准中国公司再带大量中国工人到印度的项目工作。而针对中国反对跨国投资参与阿鲁纳恰尔邦任何项目的态度，印度则要求中国停止在另一个争议地区——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和军事项目建设。

眼下的种种边界挑衅、新的军事部署以及相互的指责使人想起了47年前的情形，当时中国通过两面进攻的突袭方式击败了毫无准备的印度军队。

这种紧张关系从2006年就开始了。在2005年之前，中国一直在避免反印度的论调，并采取了一种与印度积极接触的政策，虽然它同时仍在南亚进行战略扩展。中国与印度2005年4月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但是，在接下来印美防务框架协议及核协议签订之后，北京方面的态度就明显改变了。

显然，印度没有预见到，它急着与美国建立紧密战略关系的举动会招致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实际上不会给予它多少安慰。结果是，印度发现自己如今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中。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出这样的意思，美国不会以牺牲美中关系为代价发展与印度的战略关系。找不到靠山的印度已决定避免与中国发生任何冲突。

然而，即便印度想努力平息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它也不能排除中国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因为眼下中国的强硬派似乎认为，像1962年那样迅速的军事胜利有助于塑造一个中国主导的亚洲。(作者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布拉马·切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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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报告  专访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天健

□ 文／记者玛雅

80％多的中国人认为民主比专制好

玛雅：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由一个相对封闭单一的社会转变为开放多元的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迁。相应的，人的观念形态也出现了大的转变。这些变化，近年来一直备受国外学界、政界的关注。你在美国执教多年，主要研究中国政治，能否从海外观察的视角谈谈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以及人的政治价值观的变化？

史天健：民主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民主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从1990年代前期开始做了很多实证研究，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2002年。

1991年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学界出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历史的终结》。讲的是由于苏东的倒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集权专制之间的争论，以民主的胜利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美国《外交》季刊一位编辑在1994年有一个访谈，对这个所谓的历史终结，提出了不同看法。李光耀认为，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而亚洲文化对于亚洲的政体和亚洲各国的政治发展，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个谈话在全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和争论，中国国内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同，亚洲文化对于亚洲的民主发展有什么影响？

玛雅：这场争论有什么结果？你个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史天健：到目前为止，双方的争论主要是用理论推导来进行的，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究竟所谓亚洲的民主价值观理论有没有什么根据？2002年我们在中国做了一个调查，从调查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我们问中国老百姓，下面这些说法哪一个符合你的看法：民主体制总是比其他政治体制好；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专制的政府比民主的政府要好；民主体制也好，专制体制也好，两者都一样？回答的结果是，超过80％的人认为，民主体制比专制体制好，民主体制适合自己的国家。而且从平均数来看，在被调查的亚洲5个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中，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对民主的认同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

玛雅：这是不是说，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应该实行民主政治？

史天健：如果研究只做到这儿，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这样的研究并不严谨，留下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因为这样的研究，只了解到人民对民主的需求，而没有了解“民主的供给”，就是大家认为民主好，那现在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民主呢？为了发现答案，我们设计了另一个问题：如果1代表完全不民主，10代表完全民主，你认为你的国家和地区目前民主发展的程度怎么样？

我们问了1987、1995和2002年这三个不同时间中国大陆的民主程度，发现1987年的时候，平均数是三点几；到了1995年，平均数变成五点几了；而到了2002年，平均数就变成七点几了。从这个回答中我们发现，中国老百姓是需要民主的。但同时认为，中国现在民主的供给相当高。在亚洲5国和两个地区中排第二。

一个社会对于民主的要求，并非简单地取决于人民的民主需求，而是取决于供求之间的差距。如果我们看一下民主的供求差距，我们发现，中国的民主供给和民主需求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像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是，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台湾，人们觉得民主的供给超过了需求，民主太多了。

玛雅：这个结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你对这样一个结果如何解读？

史天健：为什么中国人对本国民主供给的评价，高于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评价？为什么中国民主的供求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有两个理论假说来解释这个现象：第一个是“害怕理论”：因为中国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么在一个所谓非民主的国家做关于民主的调查，老百姓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害怕，不敢说实话，本来没有民主，他说有民主。

这个假说是可以检验的，方法是用一个指标体系来衡量老百姓是不是害怕，害怕影响不影响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批评政府，怕不怕被人打小报告？有20％的人说，他还是害怕的。但是一个人批评政府害怕被打小报告，不一定导致他不敢回答中国是否民主。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统计学方法来检验这个问题，就是看一个人对于我国民主供给的评价和害怕之间的相关系数是正的还是负的。如果他的害怕导致不说实话，这个应该是正相关的。就是说，他越害怕，他就越说中国很民主。反之就是负相关，他越害怕，就越应该说中国的民主不够。我们做出来的结果是负相关，说明害怕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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