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8制造

　　今天是美丽岛事件三十周年。它是台湾现代政治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或许也是四十五岁以上的民众，最重要的共同记忆。那是一个兴奋中交杂着恐惧，期待中混合着犹疑的年代。如今我们知道，那是台湾民主的胎动。

　　部分民众对事件的记忆是本土反抗运动的出现，挑战独裁体制、万年国会、言论箝制和本土历史文化的压抑。动辄数万人的政见发表会，集体分享台湾人的悲情和憧憬。多么令人兴奋。然后是党外人士的逮捕、审判、林义雄家庭的灭门血案。恐怖仍然延续。

　　另外一部分民众的记忆则是骚动：他们熟悉的、适应良好的、甚至从中获利的秩序、制度、规则、和思想体系，第一次受到巨大的冲撞。当「在安定中求进步」已经不可能，他们被迫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所选择。

　　人类所有的历史记忆都难免受到政治立场影响，尤其是美丽岛事件仍然如此接近今天。政治压迫事件中，必然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历史记忆因此成为某些政治势力的道德资产，也是敌对政治势力的道德负债。

　　政治倾向不只影响历史记忆，甚至影响着知识。党外运动和美丽岛事件显然是台湾民主化的重要动力，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可是在许多国内外学者（包括中研院的院士）对台湾民主化的解释中，美丽岛事件不但没有任何地位，在某些人的着作中，美丽岛事件甚至从来没有发生过。原因是这个事件无法镶嵌入他们的理论：如果蒋经国是一个推动台湾民主的改革者，他为何要那么严厉地惩罚要求民主的人？　       政治社区的认同和凝固，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可是如果历史记忆要成为社会的共同资产，就必须超越党派的利益。十五年后，台湾民众中六十岁以下的人都将没有亲身经历过美丽岛事件。那时美丽岛事件将成为真正的历史记忆。今年推动纪念美丽岛事件的单位，不但有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政府，也有国民党政府的文建会。敌对的政党都愿意承认事件的重要性、承认受难者对台湾民主的贡献，这是它成为社会共同资产的良好开端。

　　然而所有的历史记忆都同时也是道德故事，有启发，也有反省。这两个面向都等待我们加以描绘。捷克总统哈维尔如此描述其国家的民主革命：「那个阶段显现了潜伏于我们社会中巨大的人道、道德、和精神力量。」这个力量充分显现在每一地方基层中，许多参与运动的小人物身上。他们衣冠不整、满面风霜，现实生活的压力让他们无法喘气，可是仍然参与危险的运动。他们在运动中承担粗重的工作，运动成功后安静地被历史遗忘。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可是在纪念活动中，他们永远缺席。今年也不例外。

　　至于反省，我们也还没有开始。由于台湾社会的宽容（或遗忘？），对于那些在是非善恶清楚可分的年代中，主动或被动选择站在反面一方的人，我们一直没有提出质疑。我们对美丽岛大审中站在法庭下方的受审人印象鲜明，对高坐庭上的法官和检察官，却选择遗忘其存在。以司法装饰赤裸政治压迫的执行者，如今有检察总长、司法官训练所所长、退辅会处长、国营事业董事长。建构历史记忆的目的，并非在追究或谴责个人，而是在对迫害的体制、对个人在体制中的处境，做不偏颇、不教条的理解。如果他们愿意和全社会分享他们当时的处境、或所面临的困难抉择，他们的记忆和反省将成为我们社会共同的民主资产。

　　启发和反省才是我们可以真正留给后代的历史记忆。

　　（作者任职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真相和解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