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儿童歌曲中的“奴隶道德”
春节假期，为陪孩子玩，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名叫《小燕子》的儿童歌曲专辑，有三十多首歌。其中，《我们多么幸福》《我爱北京天安门》《闪闪的红星》《让我们荡起双桨》《娃哈哈》《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等，曾经伴随了我和我的父辈们的童年少年，如今听起来不免眼睛发潮脸皮发热，是因为唤起了自己的记忆而有点激动，当然也是替自己居然如此“纯洁可怕”过而多少有些难为情。孩子才二岁半，“不解风情”，对这些深入了我辈骨髓的特殊时代的经典，没有表现出太多热情，倒是对《两只老虎》《泥娃娃》《读书郎》《蓝精灵》《小螺号》《生日歌》《卖报歌》《春天在哪里》很有好感。
专辑之外，孩子尤其喜欢上了罗大佑的《大兵歌》、唐朝乐队演唱的《国际歌》以及童声版的《大长今》，只要走到我的电脑前，就必定说：大兵歌，国际歌，大长今。百听不厌，居然听到可以囫囵着把歌曲唱下来，出门玩沙子时也常常哼哼几句。
还有一首歌他也很兴奋，《好爸爸坏爸爸》，我想，除了节奏明快外，让孩子感兴趣的就是歌中“爸爸”这个不乏喜剧性的形象和概念，他常常一边看着视频一边回过头来对我说：这个爸爸就是这个爸爸。我纠正他说，那个爸爸不是这个爸爸。但孩子还是乐于坚持他的说法。
我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否唱过这首歌，但这首歌的流行，应该有些年头了，作者是谁没有考证过，网上的歌词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好爸爸爸爸 爸爸 爸爸 爸爸 好爸爸 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做起饭来锵铛铛 锵铛铛洗起衣服嚓嚓嚓 嚓嚓嚓高起兴来哈哈哈 哈哈哈打起屁股啪 啪 啪啪啪啪嗯 真是稀里哗啦爸爸 爸爸 爸爸 爸爸 好爸爸 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害怕打是亲来骂是爱哪个不是好爸爸
这里的歌词也许不是“原版”的，但大致的意思应该不差。
每天跟着孩子听，听到几乎不产生任何反应了。可是，有一次，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什么地方不对劲呢？原来是歌曲进入感叹和抒情阶段后的那几句歌词“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害怕。打是亲来骂是爱，哪个不是好爸爸”，让我有点心惊。仔细沉吟，觉得实在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的理由很简单：这几句歌词在今天看来是不够文明不够人道的，不符合现代教育应该遵循的基本理念，尤其是关于孩子成长的理念。
“打”“骂”，特别是长辈施与晚辈、强大者施与弱小者的“打”“骂”，不能说完全找不到理由去为之开脱、原谅，但至少不是美好高尚到可以歌唱的，即使是以所谓“亲”“爱”的名义，也决不能延伸出可以“打”“骂”的逻辑。尤其不能容忍与此相关的解释：“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害怕”。我想，也许很少有中国家长没有打骂过孩子（这让我们每一个作为父亲的更加心安理得，也更加反感对此加以追究和考问吧），但由此让孩子“害怕”（唤起恐惧是建立威权的捷径，强势者可耻的败德莫过于此），却是千百年来中国式父亲的“原罪”。这种农业时代，特别是缺乏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早已让人居之不疑了。我们一直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一直以“剜股疗疾”作为晚辈最高孝道的体现，并且以此来建构个人与“家国”的关系，以个人对于“家国”的绑架性的从属和无条件屈从，作为神圣伦理来认同，来歌颂，以至于多年来，在主流媒体从业者如倪萍、朱军、董卿之类的大嘴里，总是把一种原本自然、也不该失去理性的亲情，“情不自禁”地渲染到让人非吐不可、不吐不快的程度，特别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除了在一些亚文化群体中，因为某种生理或心理需要而局部流行的施虐受虐“派对”，会把特定情境中的“打”“骂”视为宣泄和享受外，“打是亲来骂是爱”所体现的那种家长式的“爱”，有多么歪曲乃至变态，应该不难分辨。这种“爱”，体现在国家与个人的互动上，尤其罪孽深重，不可不警觉戒惧。否则，我们一定会不明就里地接受萨达姆对于伊拉克人民的保护，接受希特勒对于德国人民的爱，接受“文革”的苦难，以至“感谢苦难”。无数不可挽回的痛苦、伤害、剥夺和灵肉一体的毁灭的结果，只是证明了“母亲”的永远正确、伟大和慈爱，并且忍不住说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之类的昏话。如此，“打是亲来骂是爱”体现的就是一种可悲的“奴隶道德”了。而这种“奴隶道德”总是被别有用心地神圣化，以便召唤出毫无反思性的迷狂与皈依。由此缔造出来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常常饱含着个人的血泪和普遍的悲剧。
自然，回到歌词本身的“语境”看，问题也许没有我说的这样严重到似乎耸人听闻。
确实，歌曲在前半段描述的“爸爸”，充满喜剧意味，以孩子的口吻唱出来的父亲是温暖可亲的，是一个或开心或严肃，但并不带来恐惧的角色。包括“打起屁股啪啪啪”似乎也并不代表威权和强势，而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互动。可是，到此为止，似乎仅仅是铺垫，是某一个重要主题将要出现前的引子，曲终奏雅，当作者接下来想要升华作品的主题的时候，他下意识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成人，一个“家长”，其内心深处的文化秩序和自以为是的伦理要求。这种文化秩序和伦理要求所具有的惯性和力量，对作者的观念构成了潜在的支配性。
这或许就是症结所在，让我不惜“小题大做”的原因也在这里。
常常是这样，我们绝不能满足于那种基于生命真实性和开放性的日常叙事，绝不能容忍基于生活真实性与偶然性的矛盾、纠结与分裂，构成写作的主体。我们总是试图泯灭多元返回一元，千方百计把复杂的现象归结到单一的“本质”，无论如何要从混沌的现实中抽象出某种宏大的义理和主题，以便可以把肉身的自我提升到“圣贤”的境界，把“文”提升到“道”。“小草”一定要懂得回报“三春晖”，才不再卑微；徐霞客的旅行一定要联系到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感，才意义充足、精神饱满；自杀一定要联系到“国仇家恨”，才不是“自绝于人”或“自绝于人民”；劳动，特别是那种为他人服务的劳动，当然是出于崇高的道德情操，而与劳动者的内在动力和动机无关，看不到劳动与个人尊严、快乐的联系，也无法体会劳动作为“天职”的欣悦。
一言以蔽之，只有归结到道德的旗帜下或者伦理的神圣目标中，才会有“人”的意义和“文”的价值，这正是我们这里做人作文的秘密，或者说是我们早已习焉不察的“良知良能”。
那么，把孩子与爸爸的日常互动，提升到爱的高度，即使“打”“骂”仍然是出于“爱”，甚至是更高的“亲”“爱”，而且得出“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害怕”的普遍真理，就一定是顺理成章的了。
几年前，一所名牌中学的高一学生，一个15岁多一点的孩子，曾经向我诉说她的“苦闷”。她说，叔叔是中文教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自从进了这所名牌高中（所谓名牌中学，大体上是它的高考升学率造就的）之后，作文总是挨批，我原来在爸爸单位的子弟学校念小学初中时（我知道那是一间大学的子弟学校，高考升学率很低，孩子们因此可以有一点自由放任，家长也不把孩子的未来寄托在老师身上，老师因此也有一点自由放任），作文却是经常得到老师表扬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问，现在的老师批评你的理由是什么。孩子说，老师总是说我的作文不能上升到时代的高度。我说，我知道了，这个问题叔叔解答不好，如果要我和你的老师对话，我和他一定会打起来的。
前不久，我又听到一件同样性质的事。我的朋友李先生，是新疆某大学的文学院长，女儿早几年念小学，正是奥运英雄刘翔最风光的时候。女儿的老师让孩子们作文，题目是“给刘翔叔叔的一封信”。孩子在家里鼓捣了大半天写好信，第二天高高兴兴上学去了。下午放学回家，朋友看到孩子很不开心，问孩子，孩子实话相告，说自己的作文不仅没有得到表扬，还被老师批评了。朋友要孩子把作文给自己看看。孩子作文的大意是：刘翔叔叔夺得了世界冠军，真是很不容易，那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都跑得那么快，跟刘翔叔叔比，就差一点点，只有一点点，多悬。刘翔叔叔如果下次还要拿冠军，一定得加油才是，她提醒刘翔叔叔，头发一定不能留得太长，头发长了阻力大，那一点点优势就没有了。还有，不能吃得太多，吃多了就会长得太胖，太胖了跑起来阻力更大。看了孩子的信，朋友说写得不错，很有意思，问老师批评的是什么。孩子回答，老师说我的作文没有点题（刘翔叔叔为什么跑得快，因为爱国精神）。
作文要“上升到时代的高度”，要“点题”，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太熟悉了。谁都知道，这样的要求依然在名正言顺地继续，不只在学校，而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也不仅因为应试教育的需要，同时出于与“作文”有关的思维定势和思想定势，这种定势甚至是“与时俱进”，不断有堂而皇之的新面孔、新冠冕的。然而，一个孩子能够“上升”到与自己有关的高度，就了不起了，如何让他上升到“时代的高度”，如何让他去“点题”时代的政治与道德呢？
《好爸爸坏爸爸》的曲终奏雅，可不正是出于这种定势化的思维和思想要求的驱使？
“成人化”的要求背后，是怎样的文化遗传和现实逻辑，貌似正确、高尚、健康的教化冲动中，隐含了多少不高尚、不健康的心理习惯？这种“作文”方式，是否与千百年来“拟圣人口吻”“代圣人立言”的科举传统有关，或者还与政教合一的诗教与礼教传统有关？这种“作文”方式又隐含着怎样的对于“人道”的伤害？
这已经是题外，且另当别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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