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汇改的坚定支持者。此事做晚了。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不过，晚做总好过不做。

国人可能并不明白固定联系汇率的真实含义。所谓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就是一种将本币转换为外币兑换券的制度。中国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就是将人民币在特定时间中变成一种美元兑换券。而且，这是一种不完全自由兑换的兑换券。

此制度的本质是，通过将本币低估，并锁定在特定汇率水平，形成本币计价资产的溢价，从而吸引国际资本向中国流动。简单一点说，就是通过让渡一部分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从而增加投资、生产和就业。

应该说，这是中国在特定发展时期采取的权宜性策略。事实上，这种策略，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和发展空间。

然而，凡事都有极限。过犹不及。

联系汇率制度带来三大问题：

第一，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大规模流失。

第二，货币发行主权基本丧失。

第三，国际贸易失衡。

我们在享受联系汇率好处的同时，没有积极处理联系汇率的弊端。特别是，没有在最佳时机进行有效调整。以至于，联系汇率的弊端已经尾大不掉了，慢慢形成下一轮经济危机的动因。

德国经济学家西梅尔的著作《货币哲学》是值得中国管理层认真学习的。哲学的意义在于辩证地思考。货币是一种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价格尺度。所谓汇改，就是改变尺子本身的长度。当然，你也可以改变被衡量物的长度。按照西梅尔的逻辑，所谓的汇率改革，本质上是一次资产价格的重置。中国人习惯地称之为物价改革。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闯物价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目前汇改可能出现的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是，我们将“低估值”的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从而降低中国资产的溢价。

第二种结果是，我们迅速提高“低估值”中国资产的价格，从而降低中国资产的溢价。

第一种结果是外国人希望看到的。

第二种结果是地产发展商希望看到的。

毋庸赘言，这都是非常糟糕的结果。

西梅尔认为，货币问题如果试图依靠货币手段来解决，必然是无解的。中国正在陷入这个误区当中。解决货币问题的真正出路在于财政。

按照西梅尔的逻辑，正确的做法是，通过降低资本收益率，提高劳动收益率，来平衡资产的溢价。从而间接提高人民币估值。以稳定人民币汇率。以稳定业已形成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价格。实现双稳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权且将此种方法导致的结果，称之为第三种结果。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第三种结果应该是一种最佳的结果。

问题在于，降低资本收益率，提高劳动收益率，需要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系统工程。而且，由于涉及到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几乎相当于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改造”。这就需要政府拿出足够的道德勇气。当然，这也需要达成全民共识。

这第三种结果更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之所在。

政府要做的事情并不复杂。

增加针对资本利得的税赋；增加针对资产持有的税赋；增加针对资产转让的税赋。一句话，增加针对资本和资产的课税。同时，建立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福利保障卡，提供国民无差别生活、医疗、教育的基本保障。

除了上述制度性安排外，笔者还建议采取非常性措施：

一，在二零一二年之前，全国兴建三千个公民临时庇护中心（可容纳三百万人）。

二，在二零二零年之前，全国兴建足以容纳三亿人口的廉租屋。

如果，政府能够落实上述建议，将会直接降低资本收益率，间接提高劳动收益率。从而，改善人民币估值过低的现状，稳定人民币汇率。亦可以同时稳定资产价格。避免经济剧烈波动。

可能，很多人，其中包括管理层和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们，仍然无法理解资产价格与货币价格之间的关系。希望有关方面在认真阅读《货币哲学》之后，去越南考察一下越南盾。当你观察一种剧烈波动的货币，你就会发现资产价格与货币价格之间的关系。当然，你就比较容易理解财政转移支付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你就容易理解通过财政手段解决货币问题的奥妙。

中国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不是一个错误。中国取消联系汇率也不是一个错误。但是，将联系汇率当成中国经济问题形成的原因，一定是一个错误。我们可能被误导了。我们可能本末倒置了。联系汇率是一种稳定价格的机制，而决不是决定价格的依据。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很确定，有些人“住境”了。他们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无法自拔。或许，还有一些人也“住境”了，在特殊利益的陷阱中无法自拔。可能，多数人是被误导了。也可能，一部分人看明白了而不愿意改正。

我还很确定，我的建议很难真正实行。在当代中国，针对资本和资产进行课税，差不多是一件堪比登天的难事。那需要何等的胆识和魄力啊！

笔者最后再一次提醒管理层。汇改，不是简单的货币政策调整。这无疑是一次资产价格重置。也可以理解为闯价格关。就本质而言，这不可避免是一次剧烈的社会再分配。我们在一九八九年为闯价格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一次，希望悲剧不要重演。

本文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6110377.html

　　要分析鸠山辞职先要看日本的政治生态。日本的自民党执政50多年从未更换，这并不是日本人民因循守旧，也不是日本人民缺乏创新精神。而是日本人民相信专家。日本人认为权威和专家的知识是可靠的，他们相信专家的话，也认为政治决策必须由哪些专业政客来制定。而政客的决策则依据智囊的研究报告。最出名的是丰臣秀吉占领朝鲜侵略中国的计划，其计划性延续三百年；还有田中奏折，所有的侵华步骤都按奏折计划稳步进行。

　　而鸠山由纪夫的上台得益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日本众多的政策研究机构致力于美国研究，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后，日本的智囊确信美国已经衰落。因此在智囊团的指引下，日本的政策和政治生态发生了大的转变，自民党也首次失去多数议席。

　　日本在美国呈现衰落趋势时，产生了摆脱美国控制的想法并不奇怪。而鸠山敢于在竞选时做出让美国人迁移普天间基地的承诺。这些都与日本的国策相关联。而现在美国在打击欧元和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后又呈现出较强的发展态势。这又让日本的智囊有所犹豫。这是鸠山辞职的基本点。

　　而牵扯到鸠山辞职的普天间问题，只是次一级的问题。鸠山精选时敢承诺，就说明他具有十分的决心（因为日本人是十分讲究信誉的，如果随便承诺则意味着丧失政治生命）。其艰苦性，包括与美国人撕破脸等等都应该在鸠山的考虑之内。

　　但另鸠山意想不到的是，在与美国讨价还价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上，竟然牵扯出冲绳的法理问题。也即冲绳是属于谁的问题来。美国在法理上要挟鸠山政府，不时的透过网络和媒体发出消息，说什么日本过去交一亿元给美国政府好像是支付好处获得冲绳管理权；透露什么罗斯福四次通知蒋介石接受冲绳，而将并不配合；透露什么宋子文回忆录关于接受冲绳的种种细节；……。种种的资料和细节就是敲打鸠山政府，警告说如果日本政府一意孤行，那么到时将出现管制冲绳的法理问题。因为说到底冲绳（琉球）是原中国的属国，也算是中国的管辖地。连冲绳都有可能是中国的那么钓鱼岛等就更不在话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鸠山只能无奈做出让步，只能想公众说明无法兑现让美军撤离普天间。以免让美国佬抖露出种种的法理问题让以后的日本无法管制冲绳。

　　对积善来讲其中的委屈不可谓不大，为了日本国的利益它只能一人担起全部的屈辱。所以从日本智囊决策和日本人的政治生态看，鸠山还是有可能回来的。而日本的民众在以后也会慢慢明白鸠山的委屈。

　　日本的政策是智囊制定的，因此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并不会受鸠山辞职的影响。什么人上台都无法改变现在日本的国策。那就是争取摆脱美国的控制，尽力靠近和搞好与中国的关系。

　　可笑的是我们的决策机构，对于日本的政策研究十分的欠缺。居然连日本国家发展政策转向都不知道。甚至在日本努力摆脱美国控制的时候，还想日本多方施加压力。不是采用分化美国拉拢日本的策略。相反则是帮助美国度过经济危机，想日本施加压力。在长远的国家策略上我们确实要进行深刻的检讨。

　　美国人之所以打击丰田，不单单是为了拯救福特和通用。还因为丰田的研究所是使日本政策转向的关键。打击丰田意在警告日本，只要日本老实，就什么都可以商量。现在看美国佬在安全问题上就不怎么为难日本了。这是日本老实了。而日本的老实是看到美国经济的复苏了，这超乎日本的意料。

　　日本的媒体说鸠山无法估计对美无法谈判普天间问题是政治眼光不够，要不然就是虚假承诺反正都是要承担责任的。但冲绳的法理问题则是日本人自己都料想不到的问题。本来冲绳就不是日本的，你要想贪图好事就要遭受到别人的要挟，这是当然的！这犹如贪官为了金钱和美色必定会遭受别人的要挟一样。如果你日本和鸠山没有贪念，何来屈辱？

　　所以中国人的古训还是很有哲理的，不做非分的事，不谈非分之财，则不会有什么屈辱和灾祸。从眼泪汪汪屈辱的鸠山形象中，你们日本得到启示了吗？你们日本要反省吗？

　　辛一山

　　3月23日上午，郑民生在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持刀砍杀13名学生，3月25日郑民生首先是被送到福建省福州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国青年报》3月26日），这说明，一出问题，最先想到的是出在当事人有病，或者是有精神病。

　　郑民生有没有精神病，这个当然非常重要，因为鉴定的结果，不但是今后对他审判的重要证据，而且在人性与良知等道德问题上，人们也能有一个结论。

　　转眼之间，将几十个小学生砍伤，而且后果是将13名学生最终砍伤致死，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当事人是如何下得了手做得出来的？如此极端恐怖的行径，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总是会觉得这怎么可能是正常人干得出来的。

　　郑民生的精神鉴定要么有精神病，如果有，我们只能悲痛，悲痛于南平市实验小学那些受伤那些死去的孩子，他们实在是死的太无辜太冤枉，其他的司法这一意外悲剧也无能为力；要么没有，如果郑民生经鉴定没有精神病，那么那些无辜的孩子，司法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交代，郑民生要为自己的残忍血债血偿，他必然要接受法律的惩罚。

　　然而如果郑民生经精神病司法鉴定后，结果是他没有精神病的话，一方面那些幼小的亡灵可以得到告慰以外，另一方面，却给社会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出现如此残暴的公民？如果以后又出现了这个样的人这样的事可怎么办？

　　后者，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郑民生经精神病司法鉴定后，结果是没有精神病的可能性有吗？当然有，而且从以往公开报道的案例来看，数目不少，还不是个案。我们依然会记得，2008年7月1日，杨佳闯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场所，用利刃袭警造成6死4伤的惨剧，但是经司法鉴定杨佳精神并没有问题；2009年5月10日，湖北巴东县一洗浴城服务员邓玉娇，在抗拒被强迫要求提供“特殊服务”时挥刀刺死了镇政府官员邓贵大，且刺伤另外一位官员，事后经司法鉴定，邓玉娇精神正常；而在更早的时候，2004年，云南大学马加爵有预谋地杀害4名同宿舍同学，在事后的精神鉴定中，其精神正常…

　　为什么这些正常人会在这些时候做出如此非人的行为呢？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更多的是着重于对当事人个人细节的挖掘，在对这些人犯罪后的第一时间甚至是之后的跟踪报道中，总能看到对当事人这样的描述字眼：孤僻，内向，敏感，自卑，很难相处，案发前有异常行为，家境贫穷等等。从这些报道里却去看这些人，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些人是一群怪异、似乎总有些问题的人，而事实上司法鉴定之后的结果他们却是精神正常的人。

　　这就值得思考和反思。通常，正常人面对一个非人的惨剧，心里总是不容易那么接受已经出现的事实，这既包括对造成被害人生命死亡事实的无法接受，同时也包括无法接受一个正常的人会做出令人发指的极端犯罪行为。所以心里总会潜意识地搜寻一些素材，来挖掘犯罪当事人的不正常之处，或者来佐证犯罪当事人的不正常。而不去重视反思这些罪犯他们的社会生活环境，他们生存的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对他们的侵害和刺激。

　　我们在报纸上，总能看到从犯罪分子个人、家庭、学校、朋友等等对犯罪分子描述的众多报道，而对于犯罪分子为什么会在没有精神疾病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做得出如此骇人的行为，似乎也只是仅仅限于对他们个人方面因素的成因进行报道，给人以都是他们自己不好而去犯罪的印象。

　　而实际上，一个精神并无问题的罪犯，他之所以会在极端情况下做出丧失人性的行为，除了他个人因素，其实很多时候更大程度上还与他所生活在的社会不良因素密切相关。这两方面因素累积到一个极点，最终爆发制造悲剧。

　　而罪犯生活的社会因素，往往是媒体忽略，是最缺乏关注和重视的；在不少的悲剧事件之中，其实社会不良因素，已经表明是犯人犯罪的根本诱因。尽管有时候，人们心理上多少会有意地不愿意接受社会因素与犯罪诱因有关联的事实，不愿意接受以致用精神病，来做犯罪诱因中社会这一方的遮羞布。

　　一方面，从犯罪人自身来看，比如郑民生，家境不是很好，2009年辞职半年多来一直在家待业，郑民生在行凶时被制服时，大叫：“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多杀一个赚一个!” “反正都是死，反正都是死!”而郑民生攻击的对象，学生的家境都不错。从郑民生的说话和选择对象看，我们似乎看到了他有什么权利被侵害后，心理极度不平衡以致拿小学生泄恨，最终酿惨剧。相比报道郑民生的孤僻和很难与人相处，对于为什么郑民生会叫出“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为什么会认为“多杀一个赚一个!”，相关报道却没有提及和展开。其实这也是非常值得去报道和挖掘一个方面，从法理上说，有因才有果，杀人是果，而因呢？除个人的极端和残忍，有谁知道他们为什么极端和残忍，又为什么对这些富有家境的小学生做出这样极端残忍的行为？

　　而另外一方面，从宏观的社会因素看，我们看到，在郑民生生活的福建省南平市，其市委书记雷春美，却是丑闻不断。先是其儿子雷连鸣26岁就当上共青团福州市委副书记，其靠父母庇护的“官二代”嫌疑很大，舆论对官方 “破格升迁”说质疑不断。接着又被爆抄袭论文，而且多方已经证实其论文系抄袭。

　　我们不能就说因为南平市委书记存在一些不端的问题，所以该市市民郑民生犯罪就与此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从该市市委书记的问题可以看出，该市官员还是存在有人弄虚作假、扰乱党纪国法的。我们不要忘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执政期间是一个昏庸腐败、为所欲为的人，那么南平市必定有许多人的权益会被受到损害；而如果南平市的官员都像美一样去腐败，就必然任何市民的权益终会有一天会受到损害，当然这个市民包括郑民生。也即是说，如果南平市疯狂了发疯了乱来了，如果南平市的运作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随时可能威胁任何人权益的话，那么必然任何市民都可能遭殃，因此就可能会造成任何市民在心中积累不满。而当今中国有多少的惨剧，不就是从最初的由积怨生发而来的吗？当然，中国当今社会整体秩序井然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个别地方存在的问题。个别地方存在问题，就可能会存在比别的地方多的极端犯罪行为；湖北巴东官员不强制要求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会持刀相向？为什么湖北其他县，没这样的惨案？可见，这与当地官员作风密切相关。

　　郑民生如此，其他人有怨恨积累到了极点又何尝不会如此，而如果一个地方社会危害民众利益过头，不及时疏导处理，必然积累民怨，后患无穷，一个地方如此，有相似为政失当的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句话，如果一个社会里只是个人的精神健康指数出了问题，那将是可以控制和根治的；而一个整体社会如果健康指数很差就跟人患有精神病似的，那么这个社会里面一定会不时、不断地酿造出由精神病或者非精神病者制造的生命惨剧，那将是无法预料也是难以控制的，危害极大。由此可见，一个社会如果得了精神病，那才最可怕。然而，中国社会为什么一直不肯直面这个因素呢？大概是因为将犯罪当事人往精神病上推，是这个正在变得丑恶的社会最好的遮羞布吧。

　　其实，中国社会才是最值得进行一次全面、系统、彻底的精神鉴定。

本文来源: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lx100605q.shtml

　2010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两周年，母亲节后的第三天。

本文来源: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10341_0.shtml

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过了一段“隐名”、“私人”的生活--他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

“一是为了治病，一是为了写书。”谈及逃离北京的原因，余世存说。要完成这两个目标，北京都不是一个好地方，寒冷的气候不利于他的风湿病，而北京喧嚷的环境也不利于他创作。“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一年9000元的租金，带有一个院子和一块菜地，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洱海。“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两年中，他的风湿病，好了很多。

余世存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选择在大理定居，其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师、杜聿明的高中同学、孙中山的重外孙，还有不少画家、导演、文化人，也不乏成功的生意人、退休官员。

近两年的大理生活，他最大的变化是“去北京化”，“对人生的态度更纯正了”。“以前以为离京就会感到‘失重’，现在一点这想法都没有了，北京的生活对我再没有吸引力，我完全可以接受在一个山清水秀的中小城市长期定居。”虽然最近他因为出书及家庭变化的原因再度回到北京，但再次离开北京几乎是必然的。

余世存还接触到长住大理的一批外国人，“他们比我还穷，在他们国家就是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但是他们活得比我要舒展、要快乐。”按余世存的描述，他自己比房东要穷，但他比房东活得要快乐。

回归小城

逃离北上广，逃离大都市，来到二线城市、中小城市，似乎已形成一股小小的潮流。这不仅存在于文化人、名流、有钱人之中--为的是找个清静之地修养身心，闭关创作，或者享受生活；也存在于为生存打拼的年轻人和城市白领中--为了调节身心，也为了寻找创业和工作机会。

两个月前，28岁的倪静（化名）刚把北京的房子卖掉，打算回老家四川自贡生活。“北京的生活太不接地气，供房也太累。”倪静在北京一家媒体做记者，跑的是最高法、最高检的线。这个领域高得有点虚无飘渺，与她的兴趣、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她不喜欢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生活节奏太快，城市太大，“朋友见个面都要提前一个星期约”。北京的生活让倪静有“螺丝钉的感觉”，朋友虽多，却多属浅尝辄止，她对北京没有感情。

节奏慢，离父母近，这是倪静喜欢小城自贡的地方，这种环境也有利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兴趣。倪静的想法得到了老公的支持。她先生是位大学教师，家乡在浙江台州，两人计划在两边老家各住一段时间。

倪静毕业于名牌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广州、北京的知名媒体工作，回自贡后，有什么好的工作呢？“我完全可以接受像《自贡日报》这样的单位，”倪静说，“我能接受自己‘往低处走’。”生活本来有无数的可能性，但在世俗的眼光与大一统的思维习惯中，中国的年轻人似乎只有生活在大城市、买房买车往高处爬才算成功，完全忽略个人的幸福感受，多数过得不幸福。

一项名为“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在开展调查的10个地区中，北京、上海、深圳、浙江4个地区家庭幸福指数均在合格线以下。住房压力大、工作压力大、交通状况不佳、缺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影响受访者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另据某杂志与网站的联合调查，超过67%的人认为二线城市的综合幸福指数会高过一线城市。目前，“逃离北上广”已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而且相当部分城市白领已经付诸行动。

“这种现象是一种进步，”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说。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巨型城市化、高度城市化后再逆城市化，这是一个趋势。王志纲举例说，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度发展，东京办了奥运会，跟现在的中国很像。当时东京也跟我们现在的大城市很像，日本几乎所有年轻人的梦想，就是去东京，东京人口急速膨胀，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后来，伴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发展，一部分人迁出了东京，有许多人在东京上班，但家在两三百公里外，东京周围形成了一个城市带，在东京两小时车程内，聚集了四五千万人口。

在欧洲和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只有8%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88%的人生活在人口不到50万的中小城市。

“大城市立足不容易。一个人在大城市可能算不了什么，在中小城市就是一条龙了，还是作为人才引进。”王志纲举例说，他以前在广州工作的一些下属，后来到陕西发展，开始在西安，再到延安、汉中、榆林这些二三线城市，发展得相当不错。“如果他们到了北上广，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这叫深度竞争，优胜劣汰。而且我发现他们的家庭比较稳固，他们在大城市比较自卑，但他们在二三线城市算是人才，老丈人以他们为荣。他们发展的空间可能不如北上广，但在一线城市有很多弊端，什么压力、精神、健康、夫妻感情啊，种种问题都出现了。”

“伴随着交通的发达，特别是高速列车、高速公路的建设，形成城市网、城市群，加上网络的发达、汽车时代的到来，可以让小城市分摊很多的机会。”王志纲说，像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小镇，就跟广州的祈福新村（广州一个有10万左右人口的社区）这么大，但聚集了上万的金融人才，他们就在酒吧里聊天、工作，既免去了交通堵塞、空气污染之忧，又不影响工作。另一个例子是伦敦，“在英国很多有作为的人，住在距离伦敦两小时车程--一两百公里甚至四五百公里的地方”。王志纲说，住在市区的要么是所谓的超级暴发户，就像俄罗斯、中国的那些富豪，要么就是超级穷人，比如乞丐。

小城的局限

“北京与自贡肯定有很大不同和差距，但现在已经好了很多。”倪静说。比如自贡没有好的书店，但现在什么都可以在网上买，不过就没办法要看演出了。另外，小城市人际关系紧密，这增进了亲密感，但也会减少一些个人隐私，“大城市里，一个姑娘30岁没出嫁没人管你，在自贡这种地方就是天大的事了。”

余世存在肯定年轻人应该有勇气去小地方发展的同时，也承认当前小城市在就业机会、公共设施、政府服务、官员素质、文化环境、法制、市场健全方面与大城市存在较大差距。这造成中小城市，特别是内地的中小城市无法吸引年轻人。“地方越来越空洞化，留不住人才。”他说，“二三线城市只是创业（包括文化人创造产品）、休闲的地方（包括养老），年轻人需要都市生活的洗礼、培训，都市化和现代性过程是必由之路。”

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欧美国家基本上在七八十年前就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目前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基本消失。”王志纲说。在他看来，这是欧美中小城市、乡村有吸引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像瑞士人非常喜欢住在乡村，不愿往日内瓦这样的大城市跑，根本不像中国，凡是有点知识文化的都想到北京、上海、广州。很多年轻人也住在乡村，从小生活在镇上，小学中学，读技校，大学都不上，要么当滑雪教练，要么做滑具店的管理员，或为游客提供其他服务。“我问过那边二三十个年轻人，他们从来没出过欧洲，过得很愉快，美国许多小城也是这样，很多青年一辈子都呆在家乡。”

在王志纲看来，宜业与宜居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城市工作机会不多，它终究也会不“宜居”。

“在美国，人们不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大城市，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教育水平、医疗保障、工作机会、公共服务都相差无几，不像中国两者间的差别那么大。”曾在夏威夷大学求学两年的高嵩说，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读的中学，在夏威夷这样一个海外小州中，却是全美最好的中学之一，很能说明问题。

在选择城市发展方面，高嵩把自己的经历称为“报复性消费”。33岁那年，也就是2003年前，他基本上没离开过贵阳，他在贵阳出生、成长、小学、中学、大学，还工作了12年……在贵阳当地媒体是风云人物，生活优渥。但接下来7年，他居住的城市分别经历了上海、檀香山、广州、北京……经历出国留学和几次变换工作，高嵩目前因为工作原因又回到了贵阳，但有很大一块业务在北京，时常往北京跑。他坦言在精神上更亲近北京，朋友也多在北京，不过交通与网络的便利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使得在哪个城市生活已不那么重要。“唯一不同可能是我与朋友面对面的机会少了。但实际上，你在同一个城市见面的机会也没想象的那么多。”

两个城市当然有很大差别。贵阳城市小，节奏慢，更宜居一些。但在高嵩眼中，贵阳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染上了大城市的毛病，人口越来越多，汽车大量增加，空气质量下降。

一部分人离开了，更多的人也许会进来。有论者认为，尽管未来北上广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稀缺、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有时候，终究无处可逃。

小城之春，看似已经到来，但实则背后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中国，它尤其体现在一个大的制度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大城市、特别是少数几个一线城市享受了过多的政策优惠、财富与对人才的关照，而中小城市则普遍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一个健康的城市发展格局并未形成。《南方人物周刊》盘点的国内这十大宜居中小城市--丹东、扬州、台中、威海、伊宁、潮州、泉州、大理、安康、嘉兴，散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而我们所给出的概念和评选，与其说是对实然的描述，不如说是对应然的期望。

本文来源:http://nf.nfdaily.cn/nfrwzk/content/2010-06/01/content_12446171.htm

　　危险反弹

　　拿着5月份刚刚出炉的一季度统计数据，宁夏经管委主任王永耀喜忧参半：喜的是经济复苏势头很猛，连欠发达的石嘴山市惠农区，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就已完成全年任务的1/4；与此同时，则是一季度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这是宁夏自2008年能耗下降以来第一次出现“反弹”。

　　王永耀将此次反弹归结为“受去年金融危机影响，很多高耗能企业在关停之后又重新开张”。目前宁夏陆续投产的重大项目，基本上都属于重化工项目。

　　这从惠农区招商资料上可见端倪：除新建光伏电站和风能等新能源项目之外，落户惠农区的项目主要集中在钢铁、化工等领域。

　　面临能耗“反弹”的不止宁夏一省。

　　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青海、新疆等11个地区的单位GDP能耗由降转升。总体来看，今年一季度的能耗同比上升了3.2％。反弹的不止能耗，在污染物排放指标中，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区虽已经完成“十一五”二氧化硫减排任务的90%以上，但反弹趋势明显。

　　显然，这已为下半年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埋下了“定时炸弹”。过去四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4.38%，这离“十一五”期间设立的“20%左右”的目标相差甚远。

　　5月19日，面对全国各省区的节能主管官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如果各地按恰好完成地区节能目标进行工作部署，可能造成全国节能目标完成不了。”

　　负责海南节能减排工作的海南省工信厅副巡视员周子华已感受到了紧迫性。“我必须分战役消灭敌人。”他说。目前海南节能目标完成进度刚刚过半，达到62.7%，这意味着还有三分之二的节能目标需要完成。

　　内忧外患

　　5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六部门组织上万人奔赴全国，要求各地停止执行高耗能企业和各种产业园区的优惠电价。5月21日，全国8省份又集中爆破拆除了一批小火电机组。

　　更令地方官员紧张的是，国家发改委再次重申，将把强化目标责任考核排在第一位，各省2009年和2010年目标完成情况将接受评价和考核。

　　与“乌纱帽”挂钩，地方政府不得不严阵以待。

　　以宁夏为例，由于对电石、铁合金行业进行年产量限定，全区电石年产量控制在244万吨以内，铁合金年产量控制在84万吨以内。这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影响巨大。

　　既要应对地方政府的强力，同时要应对激烈的国际气候谈判，在节能减排这根红线之下，“拔河”之景不断上演。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上，就出现了要求中国也承担一定减排责任的呼声，这样的呼声既来自发达国家阵营，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

　　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夕，中国提出了政府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碳强度）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可以说，“十一五”节能减排计划完成与否，直接关系到年底墨西哥坎昆气候谈判会议上，中国是否有足够筹码应对各方诘难。

　　解振华显然已意识到这点。5月中旬，他公开表示，今年年底，国际气候谈判将在墨西哥举行，如果我们不能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就会失信于国际社会，给谈判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然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更关心的则是发展空间问题。遭遇第一季度能耗“反弹”的宁夏，在已完成“十一五”总体目标80.04%的情况下，已申请将2010年节能目标从预计的5.2%下调为4.36%。“在‘十二五’节能减排的目标上，中央和地方的谈判将更为艰难。”正在紧锣密鼓制定“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分解工作的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表示。

（梁伟驰 /图）

　　难迈过去的槛

　　“十一五”开局之时，中国曾经设定两个指标：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两个指标，在当时的背景下，更多是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

　　反观当时的背景，国内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工、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全线飘红。在中国的版图上，到处可见不断开工的项目，运煤车从山西一直堵到河北。2006年，内蒙古一座名为新丰的电厂成为了这一轮调控的牺牲品。《华尔街日报》在当年的报道中将其称为“中国失控的能源需求的纪念碑”。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各地高耗能项目“大反转”，这种景象一直延续到今年一季度。今年一季度，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工、化工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加快增长。宁夏、青海、内蒙古、广西、河南等高耗能省份，其用电量增速再次领先。

　　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诱因，更根本问题依然在于，在强大的经济发展压力之下，中国产业结构屡调不灵。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在节能减排的榜单上，以重工业为支柱产业的欠发达的西部和边远省市似乎被永远定格在了榜单的末尾。

　　南方周末此次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发改委公布的2005年至2009年的公开数据，挑选出节能和减排领域的“钉子户”省份中（四川、新疆、西藏、青海四地因为灾害等特殊原因未被列入统计范畴），究其“未达标”或“未完成”的原因，无一例外是因为石化、煤电等重工业“挡道”。“结构调整已经喊了很多年，却进展不大，在技术节能的潜力逐渐被挖掘后，产业结构作为无法突破的瓶颈，将对节能减排的限制作用非常大。”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白荣春说。

　　出路在哪里

　　如何调结构，这在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看来，短期内几乎无解。“通过产出模型我们计算了一下，‘十二五’期间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非常难。”

　　对于各地方诸侯来说，如何保证地方发展需求，同时又不丢掉“乌纱帽”，显然需要左右权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官员提出差异化节能减排目标，进一步完善节能减排实施机制的要求。

　　南方周末注意到，在“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目标制定中，各省目标不一，已让各省颇有微词。比如，北京是22%，大多数省份则为20%，青海、云南是17%，山西、内蒙古、吉林却从30%都调到22%，而甘肃仍然是20%。“这是不公平的，”甘肃工信委循环经济处处长白润元坦言，“我们的高耗能支撑着发达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搞一刀切，根本没有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

　　此外，对于上下游相邻省份来说，没有适当的补偿机制也无法激励上游省份减排积极性。

　　以流经广西、广东两省的西江为例，西江广西段水质良好，这意味着由广西交给广东省的水水质优良。广西环境科学院副院长郭建强不由为广西鸣不平，“我们交给广东的水都是非常好的水，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环境容量都给他们用了。”“可不可以由国家出面，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于上游减排工作做得好的省份给予一定的补偿？”郭建强建议。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更多市场手段和机制将会在“十二五”计划中得以运用。发改委相关人士透露，正在制定中的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中，我国将对碳市场等市场交易机制进行探索，而与此同时，碳税在理论上的讨论已经基本成熟和完备，何时出台，“十二五”计划应该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作者：袁瑛　徐楠）

本文来源: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6/03/content_12528759.htm

　　猎男记 | 木子美

　　几天炎热后，一阵细雨带来微凉的夜。迟迟未入睡，竟是和人讨论富士康的12跳，以及小道消息传来的13跳。多数人无法接受高达36万的抚恤金成为诱发跳楼自杀潮的激励因素，也有友人认为这是对家庭的爱和自我的肯定。活着需要目标吗？死需要目的吗？这样的夜思考功利之于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似乎是个哲学题。

　　而当逃离这样的漩涡中心，去阅读被称为“洋雷锋”和“现代版白求恩”的德国人卢安克的故事，又是另一番滋味。这个在乡村志愿执教十余载的老外，在《面对面》访问中，被柴静问道：你不喝酒，不赌博，不恋爱，不吃肉，那你为什么生活？他答道：有更大的乐趣，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

　　我们制造着高楼林立，车堵人忙的繁荣表象，却从未逃出“人为财亡，鸟为食亡”的原始宿命。一个德国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留守儿童联系在一起，10余载未取分文收入，翻译书籍的收入亦捐给慈善机构，在乡村吃着红薯叶，穿着破旧的衣裳，甚至因车祸脊柱受损，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乐趣”；而另一边，年轻人把老人和孩子留在农村，背井离乡，打工赚钱，不堪每天十几小时的高压工作，选择纵身一跃告别生活的折磨，“乐趣”对他们而言，完全是一种奢谈。

　　我想，我们正身陷价值危机的时代，以至失去了没有目的的幸福感。为什么生活？被简化成了生存利益。而几乎所有人，被赶到了这条沉重的大船上，或者挤上去。插播一件有意思的事，最近我经常和85后混，某天夜里，一个坚持理想主义爱情的小女孩，忽然感慨，她的表姐明天要提车了，是辆奔驰，这是表姐混迹北京工体一带的酒吧，钓到一个富二代的成果。表姐教育还在守着收入微薄的男朋友、只要单纯的爱情和幸福的她说：多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着想没有错。小女孩纠结了起来：要是两年后，男朋友还在为没有钱而不肯结婚，我也去钓个富二代。

　　没有目的，便是这样被有目的打败。没有目的分文不取的卢安克，初到农村时，曾被怀疑成特务，怀疑成拐卖儿童的老外，当他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取得村民和孩子信任和爱戴时，却又在接受媒体采访后，被某些人怀疑为“恋童癖”，甚至一些为了心里的玫瑰的女粉丝去农村找他，想嫁给他，也被称为动机不纯，想上床。而最后，没有目的的卢安克选择了关闭博客，选择沉默。

　　我们被迫有目的，被目的奴役，并且打击没有目的的人，仿佛被“没有目的”伤害了自尊。这是怎样一种畸形的自我保护，还是心之牢狱里的惺惺相惜？

　　(木子美，前记者编辑，现自由职业者，著有《遗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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