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这个提法颇堪玩味。按照字面来理解，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房价是可以上涨的；二是不要上涨太快。所以，政府不见得真的就要出手打压房价，而只不过是不希望涨的速度太快罢了。那什么叫上涨太快呢？这大概是要因地制宜的，比如杭州，2009年房价翻番了，琢磨这应该算是“过快”了，那么对杭州来说，只要比现在涨得慢就行，即便明年房价涨幅达到50％，也不算违背中央的要求。
还是看看有哪些具体要求吧。第一，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给，适当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公共租赁房用地供应；第二，要继续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型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第三要加强市场监管；第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平心而论，新东西不算多，而更关键的，这些要求要转化为相应的政策，基本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作为，但在目前的利益格局之下，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出台有关的政策。现在地球人都知道，把地价炒高的真正推手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所以要把地价炒上天，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金。地价的上涨，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土地供给不能过多；第二，房价必须不断上涨。如果土地供给太多，地价和房价下跌了，以后再推出的土地就没人买或者卖不了高价了，因此地方政府在这一点上很是懂得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在既定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推出太多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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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着，等待着，官方的消息出来了，事件的真相也该近了。只不过，民众此前的重重疑问尚未消散，新的调查结论又使他们陷入新的惊讶之中。16日下午，昆明市检察院与昆明市公安局联合召开新闻通报会，向媒体通报犯罪嫌疑人邢鲲在昆明市小南派出所自缢身亡事件的调查情况。通报称，邢鲲系用纸币捅开手铐，用携带的鞋带自缢身亡。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用纸币捅开手铐，这太传奇了。在网络上，甚至有不少网友直接将这一说法理解为某种暗喻或者暗语。就如同先前此地发生的“躲猫猫”事件一样，“躲猫猫”就被认为是一种虐待被羁押者的暗语。但是，云南信息港发布的一则报道称，“记者通过现场发布的监控录像看到，邢鲲在自缢前，用随身装的纸币打开了手铐。”既然有现场监控录像为证，“纸币开手铐”的说法尽管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比之眼见为实的“纸币开手铐”，死者邢鲲“用鞋带自缢”的说法显然还要面对更多的追问。神奇的鞋带今天是第一次现身，在此之前对于邢鲲到底用什么工具自杀的问题，当地警方的正式回答是“还在调查中”。在邢鲲十多年来四番入狱这样的前科都调查得一清二楚的同时，居然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工具来自缢，神奇。好在今天终于查清，他用的是两根长度为1米2的鞋带，并且前述目击了录像的记者描述说，录像拍摄到了邢鲲将两根鞋带打结系在钢筋上，以及他跌倒的画面。这样的画面可以说明鞋带的存在，却无法直接得出死者是要通过它自缢的结论。一个能用纸币开手铐的“高人”，为什么就不会去尝试用鞋带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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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缢于宿舍之前,一向以坚强示人的杨元元最后感慨:知识为什么没有改变她的命运?她幼年丧父,家庭贫困,考入名牌大学却从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她30岁了还没有一次完整的恋爱,至死与母亲一起生活,且因此愧不如人。尽管她笃信“人不可以被打败”,但在这个单一崇拜“成功”的时代里,她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她一生奋斗却无法为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丝容身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元元之死,并非她一个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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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网讯）香港大公网报道，日前，《中国国防报》披露了二炮部队修建地下导弹洞库的情况，文中引用西方专家推算称中国地下导弹库可承受多枚几十万吨当量核弹连续命中。此文引起了外界媒体的热议，有媒体分析中国此种深埋部署的方式实际比俄美导弹精度更高。中国媒体敢于公布这些被称为“地下长城”的战略设施，表明中国对其核作战体系具有前所未有的信心与勇气。
《中国国防报》在相关报道中曾写道，“这里只有如白昼一般的灯光和永远只是迷彩一般的颜色。”这里就是第二炮兵某工程部队正在施工的某导弹阵地，人们常常称这里为“地下长城”。紧接着，该报直接引用外电的报道称，曾有西方专家推算，中国二炮导弹阵地十分坚固，“如果用钻地核弹头对中国的导弹阵地进行攻击的话，将需要数枚几十万吨当量的核弹头连续击中同一点方可击穿，而要将其彻底摧毁，则需要更多的核弹头”等等。
某杂志的一篇署名文章也介绍二炮地下阵地的状况。文章称，中国早期的中程弹道导弹都采用永久式地面阵地部署方式，而第一种洲际导弹──东风-5则采用加固的发射井部署。中国在1979年开始部署东风-5型导弹时，其真假发射井共计24个，但这些保护措施在越来越精密的侦察卫星和越来越精确的防区外导弹攻击面前显得不再有效。如果加固发射井不能确保导弹安全，那么将整个发射阵地完全埋入数百米的地下，显然被二炮认为是可行的方案。早在1995年夏，《解放军报》一则不显眼的消息就提到，数万名二炮官兵经过10多年浴血奋战，终于完成某项重大国防工程。2008年3月24日，中央电视台“军事纪实”节目将这一地下核反击工程部分曝光，被外界称为“长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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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不找个更大的会场发布新闻？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贝拉会议中心，各国记者的这一“抱怨”，让原本下周才进入高潮的气候大会提前进入白热化。
12月11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出现在哥本哈根。
这是继解振华之后，第二位出阵的中国部级官员。根据以往的谈判经验，部级官员应该到谈判第二周才现身。两位中国部级官员第一周就已出场，显示了中国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深度参与。
对于中国来说，提早面对了这样一个谈判格局：前有发达国家的“逼宫”，后有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之虞，如何出牌？
虽然，早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中国已罕见地高调宣布了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40%-45%的目标，但在全球“碳政治”的格局中，来自伞形集团和欧盟都趁机要求中国必须承担与发达国家同样的义务，承诺一个绝对量的减排指标。
来自北方阵营的这一“逼宫”，让自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深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新框架的中国措手不及。来自中方的谈判代表告诉本报记者，中国的这一目标已经非常严苛和负责，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有诺必行”。
但这样大国自信自律的政治逻辑，在过去的5天，不仅被刻意扭曲，一场针对中国的“围剿”早已悄然布局。
12月9日，气候大会第一次全会，同为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小岛国家图瓦卢突然发难。图瓦卢的谈判代表Ian Fry提出，在已有的《京都议定书》之外，另建工作小组，来商讨一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全球协议，将所有国家纳入强制减排行列，否则将停止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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