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大陆一些媒体又在炒作一个话题：欧盟可能将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不但一些小报在炒作，就连一些有影响的电视节目也在讨论。笔者之前就曾指出，所谓的欧盟对华军售解禁是一个伪命题；只要对欧盟内部决策机制稍有了解、对美欧之间在亚洲政策上的沟通有一些知识的人，就可知道，这是近期内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这一话题之所以在中国不断被人提起乃至炒作，除了有一些媒体不负责任（至少专业知识不够）的原因之外，在官场文化上，其实也折射了一种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即报喜不报忧或唯上主义。

军售解禁：欧盟内部程序复杂

　　了解欧盟内部决策架构和机制的人们都知道，欧盟有三大支柱，即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决策机构，所有的重大外交决定必须经过欧盟理事会的一致通过；欧盟委员会是一个执行机构，虽然行政权力很大，但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决策权；而欧洲议会则完全没有行政权力，但在议题设置和引导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作为决策机构的欧盟理事会，迄今一直实行由成员国每半年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制度，同时在理事会内设立对外安全和外交事务高级专员一职；在作为欧盟执行机构的欧盟委员会内，则在常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之外，也设立对外事务专员。必须承认，上述这些机构和岗位的设置，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乃至重复的。这是欧盟作为官僚机构的弊端，但在客观上也避免了这个有几十国组成的庞大国际组织，决策和执行权落入某个大国或个人之手。

　　在去年《里斯本条约》通过之后，欧盟又设立了欧盟总统和负责统一外交的安全和外交事务高级专员两个职务，并将逐渐取消欧盟委员会内部的对外事务专员一职。这一调整当然是着眼于欧盟内部整合，其中也包括在同一外交和安全事务上的整合。但在目前的过渡阶段，欧盟实际上处于外交决策相对微妙的阶段。

　　一方面，由阿什顿担任的“欧盟统一外长”，理论上将统筹外交大权，但她实际可支配的行政资源，又不得不依赖于相当强势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作为过渡阶段，欧盟目前仍延续每半年轮值主席国机制，而实际上轮值主席国不是权力有限，就是明知无可作为而在半年时间里心猿意马。更重要的是，即便外交领导权得以解决，欧盟27个成员国要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取得一致，也是短期内极难想象的事情。

　　再加上从几年前开始，美欧在亚洲和对华政策上协调机制，即便欧盟内部能解决其问题，美国对欧盟施加的压力，或者通过欧盟内部的所谓“新欧洲国家”施压，也将使对华军售解禁更为遥远。

中国专家们哪里去了？

　　关键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决策的机制来看，中国似乎很难了解欧盟内部这一复杂的决策程序。正如邓小平曾对美国人说，美国的决策机制就是麻烦，中国到底是该与美国总统谈，还是与美国国会谈（大意）。但其实，与美国相比，欧盟的决策程序无疑更为复杂。

　　2004年12月中欧领导人峰会前，无论是当时的欧盟大国领导人施罗德、希拉克，还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抑或欧盟理事会共同安全与外交事务专员索拉纳，都几度表示欧盟应该取消对华军售禁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既然欧盟大国和欧盟具体领导人都已表态，军售解禁应该已指日可待。因此，中国总理温家宝前往海牙开会前，中国从外交部到其他有关方面都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但最后，中国总理在海牙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最后只能在回程的飞机上表示“我们尽力了”。

　　作为中国领导人，日理万机的温家宝当然不可能对欧盟内部决策程序了解得十分透彻，但中国的众多欧洲问题专家哪里去了？众多智囊机构为什么就没有向国务院总理提供符合实情的专业意见？其间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最后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不缺有水平的专家，而缺少勇于讲真话的专家。

官员的职业道德和良知

　　这显然不是一个在专业范围内能够解释或解决的问题，而涉及到学界传统和官场文化。

　　从学界传统来看，缺乏实证研究是通病；学者往往满足于基本概念的使用，缺乏对细节的追踪和研究。从官场文化来看，唯上主义和报喜不报忧，则是多年的通病。中国的大量官方智库及其研究人员，究竟能否从客观、公正的立场出发，提供自己的专业意见？各级官员能否从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立场出发，向上级提供经过自己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其间当然有官场机制的问题，似乎也有官方学者和官员个人良知的问题。

　　这样的例子绝不仅限于对外关系领域。实际上，官场唯上和报喜不报忧的文化，更多地存在于对内的各个领域。今天的中国处于迅速转型之中，各方面既发展迅速又相当浮躁。浮躁的民间、浮躁的学界和浮躁的官场，是人们随处可见的现象。但世界上任何职业都有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良知，官员恐怕也不例外。当民调显示“性工作者诚实度已优于官员”时，也许是各级官员应该深思的时候了。至少，类似“皇帝的新衣”的闹剧再也不该在今天的中国上演了。

作者是凤凰卫视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