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之外，孩子尤其喜欢上了罗大佑的《大兵歌》、唐朝乐队演唱的《国际歌》以及童声版的《大长今》，只要走到我的电脑前，就必定说：大兵歌，国际歌，大长今。百听不厌，居然听到可以囫囵着把歌曲唱下来，出门玩沙子时也常常哼哼几句。

 

    还有一首歌他也很兴奋，《好爸爸坏爸爸》，我想，除了节奏明快外，让孩子感兴趣的就是歌中“爸爸”这个不乏喜剧性的形象和概念，他常常一边看着视频一边回过头来对我说：这个爸爸就是这个爸爸。我纠正他说，那个爸爸不是这个爸爸。但孩子还是乐于坚持他的说法。

 

    我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否唱过这首歌，但这首歌的流行，应该有些年头了，作者是谁没有考证过，网上的歌词是这样的： 

    这里的歌词也许不是“原版”的，但大致的意思应该不差。

  

    每天跟着孩子听，听到几乎不产生任何反应了。可是，有一次，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什么地方不对劲呢？原来是歌曲进入感叹和抒情阶段后的那几句歌词“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害怕。打是亲来骂是爱，哪个不是好爸爸”，让我有点心惊。仔细沉吟，觉得实在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的理由很简单：这几句歌词在今天看来是不够文明不够人道的，不符合现代教育应该遵循的基本理念，尤其是关于孩子成长的理念。

  

    “打”“骂”，特别是长辈施与晚辈、强大者施与弱小者的“打”“骂”，不能说完全找不到理由去为之开脱、原谅，但至少不是美好高尚到可以歌唱的，即使是以所谓“亲”“爱”的名义，也决不能延伸出可以“打”“骂”的逻辑。尤其不能容忍与此相关的解释：“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害怕”。我想，也许很少有中国家长没有打骂过孩子（这让我们每一个作为父亲的更加心安理得，也更加反感对此加以追究和考问吧），但由此让孩子“害怕”（唤起恐惧是建立威权的捷径，强势者可耻的败德莫过于此），却是千百年来中国式父亲的“原罪”。这种农业时代，特别是缺乏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早已让人居之不疑了。我们一直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一直以“剜股疗疾”作为晚辈最高孝道的体现，并且以此来建构个人与“家国”的关系，以个人对于“家国”的绑架性的从属和无条件屈从，作为神圣伦理来认同，来歌颂，以至于多年来，在主流媒体从业者如倪萍、朱军、董卿之类的大嘴里，总是把一种原本自然、也不该失去理性的亲情，“情不自禁”地渲染到让人非吐不可、不吐不快的程度，特别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除了在一些亚文化群体中，因为某种生理或心理需要而局部流行的施虐受虐“派对”，会把特定情境中的“打”“骂”视为宣泄和享受外，“打是亲来骂是爱”所体现的那种家长式的“爱”，有多么歪曲乃至变态，应该不难分辨。这种“爱”，体现在国家与个人的互动上，尤其罪孽深重，不可不警觉戒惧。否则，我们一定会不明就里地接受萨达姆对于伊拉克人民的保护，接受希特勒对于德国人民的爱，接受“文革”的苦难，以至“感谢苦难”。无数不可挽回的痛苦、伤害、剥夺和灵肉一体的毁灭的结果，只是证明了“母亲”的永远正确、伟大和慈爱，并且忍不住说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之类的昏话。如此，“打是亲来骂是爱”体现的就是一种可悲的“奴隶道德”了。而这种“奴隶道德”总是被别有用心地神圣化，以便召唤出毫无反思性的迷狂与皈依。由此缔造出来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常常饱含着个人的血泪和普遍的悲剧。

 

    自然，回到歌词本身的“语境”看，问题也许没有我说的这样严重到似乎耸人听闻。

 

    确实，歌曲在前半段描述的“爸爸”，充满喜剧意味，以孩子的口吻唱出来的父亲是温暖可亲的，是一个或开心或严肃，但并不带来恐惧的角色。包括“打起屁股啪啪啪”似乎也并不代表威权和强势，而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互动。可是，到此为止，似乎仅仅是铺垫，是某一个重要主题将要出现前的引子，曲终奏雅，当作者接下来想要升华作品的主题的时候，他下意识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成人，一个“家长”，其内心深处的文化秩序和自以为是的伦理要求。这种文化秩序和伦理要求所具有的惯性和力量，对作者的观念构成了潜在的支配性。

  

    这或许就是症结所在，让我不惜“小题大做”的原因也在这里。

  

    常常是这样，我们绝不能满足于那种基于生命真实性和开放性的日常叙事，绝不能容忍基于生活真实性与偶然性的矛盾、纠结与分裂，构成写作的主体。我们总是试图泯灭多元返回一元，千方百计把复杂的现象归结到单一的“本质”，无论如何要从混沌的现实中抽象出某种宏大的义理和主题，以便可以把肉身的自我提升到“圣贤”的境界，把“文”提升到“道”。“小草”一定要懂得回报“三春晖”，才不再卑微；徐霞客的旅行一定要联系到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感，才意义充足、精神饱满；自杀一定要联系到“国仇家恨”，才不是“自绝于人”或“自绝于人民”；劳动，特别是那种为他人服务的劳动，当然是出于崇高的道德情操，而与劳动者的内在动力和动机无关，看不到劳动与个人尊严、快乐的联系，也无法体会劳动作为“天职”的欣悦。

 

    一言以蔽之，只有归结到道德的旗帜下或者伦理的神圣目标中，才会有“人”的意义和“文”的价值，这正是我们这里做人作文的秘密，或者说是我们早已习焉不察的“良知良能”。

 

    那么，把孩子与爸爸的日常互动，提升到爱的高度，即使“打”“骂”仍然是出于“爱”，甚至是更高的“亲”“爱”，而且得出“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害怕”的普遍真理，就一定是顺理成章的了。

 

    几年前，一所名牌中学的高一学生，一个15岁多一点的孩子，曾经向我诉说她的“苦闷”。她说，叔叔是中文教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自从进了这所名牌高中（所谓名牌中学，大体上是它的高考升学率造就的）之后，作文总是挨批，我原来在爸爸单位的子弟学校念小学初中时（我知道那是一间大学的子弟学校，高考升学率很低，孩子们因此可以有一点自由放任，家长也不把孩子的未来寄托在老师身上，老师因此也有一点自由放任），作文却是经常得到老师表扬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问，现在的老师批评你的理由是什么。孩子说，老师总是说我的作文不能上升到时代的高度。我说，我知道了，这个问题叔叔解答不好，如果要我和你的老师对话，我和他一定会打起来的。

 

    前不久，我又听到一件同样性质的事。我的朋友李先生，是新疆某大学的文学院长，女儿早几年念小学，正是奥运英雄刘翔最风光的时候。女儿的老师让孩子们作文，题目是“给刘翔叔叔的一封信”。孩子在家里鼓捣了大半天写好信，第二天高高兴兴上学去了。下午放学回家，朋友看到孩子很不开心，问孩子，孩子实话相告，说自己的作文不仅没有得到表扬，还被老师批评了。朋友要孩子把作文给自己看看。孩子作文的大意是：刘翔叔叔夺得了世界冠军，真是很不容易，那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都跑得那么快，跟刘翔叔叔比，就差一点点，只有一点点，多悬。刘翔叔叔如果下次还要拿冠军，一定得加油才是，她提醒刘翔叔叔，头发一定不能留得太长，头发长了阻力大，那一点点优势就没有了。还有，不能吃得太多，吃多了就会长得太胖，太胖了跑起来阻力更大。看了孩子的信，朋友说写得不错，很有意思，问老师批评的是什么。孩子回答，老师说我的作文没有点题（刘翔叔叔为什么跑得快，因为爱国精神）。

  

    作文要“上升到时代的高度”，要“点题”，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太熟悉了。谁都知道，这样的要求依然在名正言顺地继续，不只在学校，而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也不仅因为应试教育的需要，同时出于与“作文”有关的思维定势和思想定势，这种定势甚至是“与时俱进”，不断有堂而皇之的新面孔、新冠冕的。然而，一个孩子能够“上升”到与自己有关的高度，就了不起了，如何让他上升到“时代的高度”，如何让他去“点题”时代的政治与道德呢？

  

    《好爸爸坏爸爸》的曲终奏雅，可不正是出于这种定势化的思维和思想要求的驱使？

 

     “成人化”的要求背后，是怎样的文化遗传和现实逻辑，貌似正确、高尚、健康的教化冲动中，隐含了多少不高尚、不健康的心理习惯？这种“作文”方式，是否与千百年来“拟圣人口吻”“代圣人立言”的科举传统有关，或者还与政教合一的诗教与礼教传统有关？这种“作文”方式又隐含着怎样的对于“人道”的伤害？

 

     这已经是题外，且另当别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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