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汇改的坚定支持者。此事做晚了。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不过，晚做总好过不做。

国人可能并不明白固定联系汇率的真实含义。所谓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就是一种将本币转换为外币兑换券的制度。中国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就是将人民币在特定时间中变成一种美元兑换券。而且，这是一种不完全自由兑换的兑换券。

此制度的本质是，通过将本币低估，并锁定在特定汇率水平，形成本币计价资产的溢价，从而吸引国际资本向中国流动。简单一点说，就是通过让渡一部分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从而增加投资、生产和就业。

应该说，这是中国在特定发展时期采取的权宜性策略。事实上，这种策略，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和发展空间。

然而，凡事都有极限。过犹不及。

联系汇率制度带来三大问题：

第一，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大规模流失。

第二，货币发行主权基本丧失。

第三，国际贸易失衡。

我们在享受联系汇率好处的同时，没有积极处理联系汇率的弊端。特别是，没有在最佳时机进行有效调整。以至于，联系汇率的弊端已经尾大不掉了，慢慢形成下一轮经济危机的动因。

德国经济学家西梅尔的著作《货币哲学》是值得中国管理层认真学习的。哲学的意义在于辩证地思考。货币是一种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价格尺度。所谓汇改，就是改变尺子本身的长度。当然，你也可以改变被衡量物的长度。按照西梅尔的逻辑，所谓的汇率改革，本质上是一次资产价格的重置。中国人习惯地称之为物价改革。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闯物价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目前汇改可能出现的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是，我们将“低估值”的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从而降低中国资产的溢价。

第二种结果是，我们迅速提高“低估值”中国资产的价格，从而降低中国资产的溢价。

第一种结果是外国人希望看到的。

第二种结果是地产发展商希望看到的。

毋庸赘言，这都是非常糟糕的结果。

西梅尔认为，货币问题如果试图依靠货币手段来解决，必然是无解的。中国正在陷入这个误区当中。解决货币问题的真正出路在于财政。

按照西梅尔的逻辑，正确的做法是，通过降低资本收益率，提高劳动收益率，来平衡资产的溢价。从而间接提高人民币估值。以稳定人民币汇率。以稳定业已形成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价格。实现双稳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权且将此种方法导致的结果，称之为第三种结果。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第三种结果应该是一种最佳的结果。

问题在于，降低资本收益率，提高劳动收益率，需要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系统工程。而且，由于涉及到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几乎相当于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改造”。这就需要政府拿出足够的道德勇气。当然，这也需要达成全民共识。

这第三种结果更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之所在。

政府要做的事情并不复杂。

增加针对资本利得的税赋；增加针对资产持有的税赋；增加针对资产转让的税赋。一句话，增加针对资本和资产的课税。同时，建立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福利保障卡，提供国民无差别生活、医疗、教育的基本保障。

除了上述制度性安排外，笔者还建议采取非常性措施：

一，在二零一二年之前，全国兴建三千个公民临时庇护中心（可容纳三百万人）。

二，在二零二零年之前，全国兴建足以容纳三亿人口的廉租屋。

如果，政府能够落实上述建议，将会直接降低资本收益率，间接提高劳动收益率。从而，改善人民币估值过低的现状，稳定人民币汇率。亦可以同时稳定资产价格。避免经济剧烈波动。

可能，很多人，其中包括管理层和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们，仍然无法理解资产价格与货币价格之间的关系。希望有关方面在认真阅读《货币哲学》之后，去越南考察一下越南盾。当你观察一种剧烈波动的货币，你就会发现资产价格与货币价格之间的关系。当然，你就比较容易理解财政转移支付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你就容易理解通过财政手段解决货币问题的奥妙。

中国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不是一个错误。中国取消联系汇率也不是一个错误。但是，将联系汇率当成中国经济问题形成的原因，一定是一个错误。我们可能被误导了。我们可能本末倒置了。联系汇率是一种稳定价格的机制，而决不是决定价格的依据。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很确定，有些人“住境”了。他们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无法自拔。或许，还有一些人也“住境”了，在特殊利益的陷阱中无法自拔。可能，多数人是被误导了。也可能，一部分人看明白了而不愿意改正。

我还很确定，我的建议很难真正实行。在当代中国，针对资本和资产进行课税，差不多是一件堪比登天的难事。那需要何等的胆识和魄力啊！

笔者最后再一次提醒管理层。汇改，不是简单的货币政策调整。这无疑是一次资产价格重置。也可以理解为闯价格关。就本质而言，这不可避免是一次剧烈的社会再分配。我们在一九八九年为闯价格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一次，希望悲剧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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